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
By Larry Romanoff, October 18, 2019
拉里·罗曼诺夫,2019年10月18日
译者:珍珠
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竞争方式的某些方面就变得更加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社会经济系统,让我们快速地看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至少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人一直被教导憎恨和害怕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府,却从未理解他们到底反对什么或为什么反对它。
今天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一提到社会主义就会招致道德上的谴责,但很少有美国人能够对社会主义做出连贯的解释,或者对其许多假定的失败进行明智的讨论。美国人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暴君和暴政,把恐惧和饥饿等同于残酷的军事独裁,这证明了宣传和无知的力量。美国公司是这场宣传攻势的先锋,但它得到了政府和媒体的大力支持,当然也得到了教育书籍出版商以及美国学校和大学的大力支持。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公司、政府机构和媒体让美国人的头脑和心灵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并为他们定义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社会主义的迹象。这些迹象包括政府履行其在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领域的职责,并提供电力、交通和通讯等国家需求,所有这些都向人民呈现为“放弃你的生命,让政府为你管理”。政府参与大企业和精英可以获利的社会或行业的任何部分都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此违背了多党政治基督教的基本宗教。
这种宣传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民主和社会保障的信徒,或同时反对大企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私有化。拥有美国身份就是接受《自由圣经》的所有章节。一个人不能选择要遵循哪一条神的律法。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那些生活在黑人和白人世界、信奉全有或全无宗教的人的先决条件。
在孩子们在小学的任何社会系统开始洗脑之前,早就有了辨别优点的能力。事实上,先发制人的教育体系阻止美国儿童获得这种能力,这种教育体系对任何自由或批判性思维的主张都是谎言。从美国小学的一本书中读到这个例子:提出的问题是“下列哪一项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学生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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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裁者统治的政治制度,没有自由。
- 政府拥有大企业的经济体系。
- 企业为私有的经济体系。
当然,正确的答案是“以上都不是”,但在美国学校,前两个邪恶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小孩子很早就知道私营企业资本主义是唯一的飞行方式,社会主义不仅要避免,而且要探索,这一制度等同于寻求撒旦崇拜的信息。这些美国小人物的心灵之门在他们生命的早期就被牢牢地关上了,再也不会被打开,这是他们政治和宗教灌输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资本主义的错误信条在黄金时段被大量曝光,再一次使小头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目的或为什么支持它。
就政治制度而言,“民主”是一个误导性的表达,因为美国人赋予它多种含义,一种政治-宗教泡沫包装,只会让房间变得烟雾缭绕。我们都应该为民主感到遗憾,这一个词背负着几乎整个牛津英语词典的沉重负担。这个可怜的小名词,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描写,有太多不相关和不相关的含义,几个世纪前它就应该因为疲惫或痛苦而崩溃了。我认识的一位美国女性坚持认为,她的宠物获得狗粮的权利是一项“人权”,因此被纳入了民主的定义。因此,让我们放弃这个术语,转而使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相对面,既与当前的政府形式无关,也可以在民主、王国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中愉快地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与民主国家或王国天然对立的。因为,这不是独裁,也不是混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是美国所存在的,这是一个基本上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体系,精英及其大公司主宰着政府政策和人类环境. 社会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资本家,政府通过支持立法、税收(或缺乏税收)和进口关税来保护这些利益。如果公司的最大利益与人民或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发生冲突,公司就会赢,人民就会输。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看一个实例,移动电话服务。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移动电话服务,而美国是一个极端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最差、最不正常、当然也是最昂贵的移动电话服务。加拿大可能排在第二位。让我们看看原因。
要在中国购买手机,你可以去你所在城市数千家商店中的任何一家,每家商店都销售数百种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手机,然后就你想要的手机的最佳价格进行谈判。同时,您还可以获得一张SIM卡(约3美元),其中包含您的电话号码、网络连接授权和一些免费通话时间。您插入SIM卡,打开手机,然后在店里开始通话。这就是整个过程。除了SIM卡,这和买烤面包机一样。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电话公司提供服务,但一切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改变电话公司而不改变你的电话或号码。如果你买了一部新手机,只需插入你的旧SIM卡,一切都会恢复原状。如果您愿意,您可以购买第二张(或第三张)SIM卡,并在不同的城市使用不同的本地号码。
当然,最好的特点之一是整个国家都是有线的,即使在偏远地区也是如此。我最近在内蒙古度假,在沙漠骑骆驼的时候,我可以在微信上愉快地发送照片。不仅是中国本身,而且是整个亚洲地区的无缝连接。我最近打电话给上海的一位朋友,邀请他共进午餐,他说:“我不能。如果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人打电话给我,系统就会知道我在哪里,我的电话就会响。我从不需要考虑服务提供商的兼容性、漫游以及加拿大或美国存在的所有其他限制。如果我去北京,我会收到一条欢迎我的短信,告诉我我的电话现在是本地电话。在中国近15年的时间里,我可以用一只手数掉电话的次数。该系统还监测滥用情况,在接到电话销售员或电话诈骗操作员的电话后发出警告通知。此外,短信系统还可以非常有效地用于某些公共通知,如向1亿市民同时发出台风即将来临的警报。
在中国,电话费约为每分钟0.02美元,发送短信的费用也一样;免费接收。在中国,包括大量使用互联网在内,智能手机的典型月成本约为15美元,而在美国或加拿大约为200美元。在中国,人们可以花40美元左右购买一个移动热点,每个月的下载量大约为10美元。在美国,必须租用热点(每月50美元左右),同等使用的每月费用为50美元。成本差距主要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手机系统不是为人民设计的,而是为手机公司设计的,造成了网络和频率的碎片化,菜单点菜,成本高,服务差。中国认识到快速通信和运输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些人估计中国的GDP比没有当前移动电话系统的情况下高出15%,另外30%归因于其几乎普及的快速运输。
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宣扬竞争的好处,这种竞争被吹捧为提供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但在美国或加拿大的手机市场上似乎没有这样做。在真正的竞争中,每一家电话公司都会为业务而战,提供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少数几家公司反而会合作保持高价格,防止客户逃脱陷阱。这是来自美国式的竞争,用户将支付50万美元,并因解锁手机而被判10年监禁。在中国,所有手机都是解锁的。锁定它们的唯一原因是为了防止竞争。
卫生保健也是一样,在中国被设计成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为大多数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加拿大的(也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类似的,那里的一切都是免费的,由一般税收提供资金,由省级政府作为一项必要的社会服务来运营。没有营利性医院,没有保险公司,没有拒绝索赔,没有拒绝治疗,没有在停车场死亡。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体制下,美国人有着无限的竞争,这应该会给他们带来低成本和二对一的手术特价,但这似乎比他们的手机市场还要糟糕。让我们看几个例子。ECG是一种商品,使用便宜的设备完成,在世界各地基本相同。在上海,心电图的价格约为3.50美元,而美国的平均价格为1500美元,一些医院的收费高达3000美元。在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全身核磁共振扫描的费用不到50美元,但在美国则在4000至6000美元之间。美国的住院费用通常是中国的40到50倍。一张3D核磁共振式360度牙科X光片在上海售价3.75美元,在华盛顿特区售价350美元。教育也是如此。中国优秀的大学每年收取约1000美元的学费,每年有1000万名无债务学生毕业,而美国每年的学费为3万美元,每所大学都有数万美元的未偿还债务。
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企业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保护主义一直是经济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为了保护企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经常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而不管其对民众的成本或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保护主义只是企业福利计划,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的力量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利。美国消费者不可避免地会因这些措施而蒙受损失,但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什么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外国服装征收关税,这不仅使外国商品更加昂贵,而且允许国内公司大幅提高价格。由于高关税保护国内制造商不受低成本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3亿美国人为一条蓝色牛仔裤多付了20美元,这样两三家有影响力的国内公司就能多赚10亿美元的利润。在服装、汽车轮胎、太阳能电池板、食品等领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国内消费者被滥收数十亿美元,只是为了保护政府的几个朋友的利润,他们的公司和产品缺乏竞争力。
美国自由市场资本家正在推动拆除美国所有社会项目的最后残余,包括养老金、失业保险和教育。当资本主义政府不再提供这些项目时,美国人将不得不从提供移动电话系统和医疗保健的1%的人那里购买这些项目。这一过渡现在几乎完成,实际上接管了该国的整个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只剩下政府两项责任——税收和人口抑制。整个世界正被迫朝着这一方向发展,此前提出的TPP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邪恶的一个标志。
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似乎并没有广泛理解社会主义主要是为了人民、为了整个社会,而不是为了个人和公司的特殊利益,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又是同一枚硬币的反面。隐藏在这一事实背后的是,美国是一个极端社会主义的国家,拥有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中最激烈的社会主义政府。唯一的条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民社会主义”的国家,主要关心人民的福利,即使牺牲了银行和强大的公司,而美国是“公司社会主义”的国家,主要关心大企业的利益,牺牲了人民的利益。但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就“保姆国家”而言,中国照顾人民,而美国照顾高盛、强生和沃尔玛。由于全球化、不规范、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今天的美国培育和关心它的大公司、银行家和前1%名,而人们生活在旧金山的街道和拉斯维加斯的下水道。如果银行家们住在下水道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家,那么毫无疑问,美国(和世界)会变得更好。
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这里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宗教,没有狗粮。问题是谁能拿到你的钱。
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简短案例研究
1、当我是加拿大的一名大学生时,国内银行策划了一个计划,将全国的学生团体转变成一个或多或少的永久性金融奴役的生活,这次是用信用卡。渴望利用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和年轻人的天真,银行很可能通过贿赂获得了加拿大所有大学生的名单,并向全国的每个学生发了一张免费信用卡——没有要求或申请——大多数学生在邮件中收到了几张这样的卡片。其结果是瞬间的金融混乱。很少有年轻人有经验或良好的判断力明智地管理看似无限的信贷,数万人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有无法偿还的债务的令人心碎的故事,许多学生不得不在银行托收机构的残酷压力下放弃学业。很多职业生涯都出轨了,一些人的生活也被毁掉了,但银行的利润是巨大的。
家长、社会机构、政府各部门都指责银行提供了这场社会灾难的证据,但都无济于事。然后,加拿大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未经具体要求和正式申请而收到的任何信用卡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免费”使用,而不承担还款责任,这可能是西方政府真正采取行动保护人民免遭资本主义掠夺的唯一尚存例子。毫不奇怪,现有的信用卡立即被取消,新卡的泛滥立即消失,加拿大的学生生活慢慢恢复正常,这让银行大为懊恼,他们多年来一直抱怨本国政府对他们实施的“肮脏的社会主义诡计”。
2.西安是中国最美丽的历史城市之一(想想兵马俑),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所拥有世界上最好校园之一的学校,几公顷的绿草,一个奥运会大小的游泳池,花园,可爱的公寓和供师生居住的联排别墅。这所学校是用当地一家国有烟草公司的剩余利润建成的,该公司想给社区一些东西。这家公司不仅建造了这所学校,还支付了每年的运营成本。公司的这种态度让西方人哑口无言。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中国国有企业利用其超额利润建造低成本住宅。美国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哲学上的谴责,事实上,他们声称,如果一家美国公司获准进入竞技场,可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利润,那么一家公司以成本提供社会商品是违背上帝意志的。
3.2016年初,世界金属市场饱和,大多数国家的铝业公司都出现了巨额亏损。中国也受到了影响,尽管生产效率高,成本比大多数国家都低。该国一家主要的铝冶炼厂担心,减产将意味着甘肃省——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的数千人失业,给家庭带来相应的痛苦,并损害该省的经济。双方达成了妥协,该公司将部分产能离线,而省政府将冶炼厂的电费(铝生产的巨大成本)降低了30%,从而节省了冶炼厂和所有工作岗位。这一解决方案本应因其实用性和人道主义因素而赢得赞誉,但布莱恩·斯佩格尔和约翰·米勒在为《华尔街日报》撰稿时抨击中国“继续支持其境况不佳的工厂”,并以“让这些僵尸公司活下去”的不道德行为侮辱资本主义之神。
世界范围内的铝产能需要削减,美国希望中国在美国冶炼厂保持开放的情况下承受损失,但美国冶炼厂被认定为病态的僵尸,美国的铝生产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中国的铝冶炼厂从2005年的4家大幅下降到2015年的23家,而中国的铝冶炼厂则从低成本下降到了2005年的23家。
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要点,那就是中国的一个大公司和一个省政府为了保护人民和他们的工作,都接受了暂时的收入损失。在我看来,世界可以更多地利用这种不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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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manoff’s writing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32 languages and his articles posted on more than 150 foreign-language news and politics website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s well as more than 100 English language platforms. Larry Romanoff is a retired management consultant and businessman. He has held senior executive posi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firms, and owned an international import-export business. He has been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Shanghai’s Fudan University, presenting cas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senior EMBA classes. Mr. Romanoff lives in Shanghai and is currently writing a series of ten books generally related to China and the West. He is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to Cynthia McKinney’s new anthology ‘When China Sneezes’. (Chapt. 2 — Dealing with Demons).
罗曼诺夫的著作已被翻译成32种语言,他的文章发布在30多个国家的150多个外语新闻和政治网站上,以及100多个英语平台上。拉里·罗曼诺夫是一位退休的管理顾问和商人。他曾在国际咨询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并拥有国际进出口业务。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向国际EMBA课程提供国际事务案例研究。罗曼诺夫先生住在上海,目前正在写一系列十本书,内容大致与中国和西方有关。他是辛西娅·麦金尼的新集《当中国打喷嚏》的撰稿人之一(第二章。2-对付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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